2010年三大预测：(转载)
2010年三大预测：资产泡沫化
经济发展停滞化
通货膨胀化
温家宝：明年投资力度不减 不断提高政策针对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7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就当前经济形势、明年我国经济工作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独家专访。
为应对金融危机打分为时过早
新华社记者：大家想知道的是，您对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多少分？您最满意的是什么？最遗憾的又是什么？
温家宝：过去这一年，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如果回忆起来，去年冬天的时候，金融危机突然袭击我国，企业遭受了很大的困难。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地采取了应对的政策和措施。应该说，通过全国人民一年的努力，我们稳住了经济、稳定了就业，保持了社会的安宁，这是我心里感到慰藉的地方。因为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打分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前一阶段的工作是有效的，全国人民应该引以为自豪。
应对这样一场大的危机，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我们信贷保持得更平衡一些，结构更合理一些，规模更适当一些，就会更好。我们年中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努力加以纠正，下半年的情况有所好转。因此，我们一定要善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再接再厉，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做得更好。所以说，今年打多少分还得靠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最终靠人民的评价。
一揽子计划经过大量调研精心论证
新华社记者：来之前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您到外地考察的次数有36次，而且常常是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请总理谈谈，这些考察对您的决策有什么样的帮助？
温家宝：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我确实加快了工作的步伐，经常下到基层，已经走了20多个省(区、市)。我跟基层的同志讲，我要跑遍各地，直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最后胜利。我下到基层主要办三件事情：第一是传递信心，第二是了解情况，第三就是研究制定政策。
现在看来，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还是快的，而且各项政策措施的力度也比较大，工作抓得扎实。后来通过不断地完善这些政策措施，形成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大部分都是从基层调研得来的。
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就是4万亿投资了。其实我们一揽子计划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是一个统筹兼顾的计划，就是兼顾当前和长远，运用市场和宏观调控“两只手”，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案。
这个方案大体分四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包括结构性的减税；二是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制定；三是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四是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四个方面是一个统一体，构成了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完整的方案。这是我们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结果，也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记者：刚才您谈到您下去考察的一些情况，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您讲的一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时间赛跑，跑过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我们一系列政策出台得非常快。
温家宝：我没有进行过统计，但是你讲的确实是事实。如果我们查一查那一段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几乎是每一周都在出台新的政策，这些政策都围绕着扩大内需、应对危机。
用科技力量转变发展方式
新华社记者：国际金融危机推动着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面对抢占科技制高点这样一个大的竞赛，中国该怎么行动？
温家宝：下半年，我们开始考虑对产业的科技支撑，着手研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我记得有一次在无锡中科院传感网研究中心参观，在那里遇到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他们许多是从海外归来的学子。他们给我介绍什么是物联网……
为此，我回到北京以后，连续召开三个座谈会，有科技、经济和企业方面的专家参加，来研究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家都感到，除了发挥诸如装备制造业这种我们的传统优势以外，应该大力发展互联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技术、生物医药这些关系到未来环境和人类生活的一些重要领域的科技。
通过这些调查和座谈以后，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科技界大会，总结和归纳了科技界、产业界、经济界提出的建议，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现在这个规划我们还在拟定当中，我们准备把它同“十二五”规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看到过您的那篇讲话，题目就是《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
温家宝：对。我一直讲，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上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常说的，我们经济上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焦点还在于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地区结构、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更为重要的就是要运用科技的力量来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四项措施使房地产步入健康轨道
新华社记者：一位网民说房价涨得太快了，一平方米一个月竟然涨了1000块钱，他们想请总理谈一谈房价的问题。
温家宝：我知道网民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每天上网看到大量网民的意见，甚至很尖锐的批评。因为房子对于每个人来讲都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
今年房地产有了比较快的恢复，但同时房价在一些地区和城市上涨过快，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如何使房地产建设能走入一个健康的轨道，首先需要弄清楚政府要做什么，市场要做什么，如何既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在这里我只讲一讲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的改造。对这两项工作，在资金、土地以及税收上，都要给予优惠和保障。
第二，要鼓励居民购买自住房和改善性住房。但与此同时，要采取措施抑制投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住房必须坚持安全、经济、适用和省地的原则，特别要重视中小套型和中低价位房屋的建设。
第三，要运用好税收、差别利率以及土地政策等经济杠杆加以调控，稳定房地产的价格。
第四，要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打击捂盘惜售、占地不建、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我觉得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
管理好通胀预期给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新华社记者：提一个关于物价的问题。您说过明年工作中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通胀预期是什么含义？大家对物价问题都比较关心，想听听总理您的意见。
温家宝：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依然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经济工作的重点；而管理好通胀预期是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是保护人民的利益。
我们提出这三者的结合，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关注到一些通胀预期。第一，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可以传导到国内，比如像石油、棉花；第二，就是今年货币的供应可能影响到通胀的预期；第三，就是明年物价有一个“翘尾”的因素；第四，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CPI刚刚由负转正，PPI也还是负的。但是我们要预见到通胀有可能出现。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问题。物价如果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对一部分人来讲可能不成为问题，但是对相当数量的中低收入者，尤其是贫困家庭，就会成为很大的负担。
中央投资没有投向一个工业项目
新华社记者：有人说，现在的产能过剩和4万亿元投资有关系。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老问题？
温家宝：产能过剩是一个带有全球性的问题。它的最基本原因就是由于需求减少、市场萎缩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在我国除了这个一般的规律外，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加以解决。
有人说产能过剩同4万亿元投资有关，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议论。我是这样看的，4万亿元投资中，中央新增投资是1.18万亿元，在今年只完成了一半，大约5900亿元。而在这5900亿元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投向了安居工程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建设，也就是路、水、电、气，还有环境保护和技术改造。另有一部分是安排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京沪高速铁路，以及重要高速公路的联网，这些将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起作用。我可以保证，中央投入的这些资金没有投向一个工业项目。
以各种压力来迫使人民币升值绝不会答应
新华社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外经济关系中出现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厉害，其中有针对中国的。一些国家又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办？
温家宝：我曾经在中欧领导人南京会晤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现在不仅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出现了借环保的名义搞贸易保护。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制造贸易壁垒，这对于中国外向型产业，特别是出口，压力很大。
当然，我们自己要调整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我们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的份额。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和各国一起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新的进展。
关于人民币升值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问题，大家还记得在1998年那场金融危机当中，我们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仍然以为，在世界主要货币接连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那种以各种压力来迫使我们升值，我们绝对不会答应。我曾经这样对外国朋友讲，你们一方面要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又采取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质就是要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可能是我们明年对外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过早退出可能前功尽弃
新华社记者：提一个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出现了刺激经济的政策是否应该退出的讨论。我们明年还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温家宝：这是一个很重大而且很严肃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世界经济是互相联系的，但是各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政策退出的时机和方式也可以是不同的。我们提出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保持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一定的力度和合理的节奏。就是说，我们在对待经济复苏和经济持久发展这个问题上持十分审慎的态度。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经济企稳向好并不等于经济根本好转”。其实，经济根本好转也还不等于我们的经济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们现在还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是：
第一，国际环境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些国家的经济虽然开始恢复，但还可能出现反复。外部需求持续减弱这个趋势还是难以转变的。
第二，虽然我们的经济开始好转，但是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行，许多还是靠政策的支持，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活力。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把促进经济的政策退出的话，就可能前功尽弃，甚至使形势发生逆转。
当然，我们也必须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方针。就拿投资来讲，我们今年的投资已经注意向民生倾斜、向环保和技术创新倾斜。所以，明年的投资力度不减，但其内涵要发生变化，就是要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更加重视节能减排。总之，中央是全面分析国内外的形势才确定明年的大政方针的。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提高政策的针对性。
新华社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请问总理，这个时期会持续多长时间？经过这个时期之后，中国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温家宝：其实要把企稳回升和根本好转，以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划一条什么界线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好当前的事，同时又要筹划未来的事。所谓“做好当前的事”，就是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工作继续搞好；“筹划未来的事”，就是为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我们正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我们要结合制定“十二五”规划，总结前一阶段应对金融危机我们的各项工作，并且为未来的发展明确方向、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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