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专区]透视重组背后温州煤老板：家族式集资网断裂(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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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重组故事
　　
　　  中国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的攻守进退总是5年一个轮回。5年前有戴国芳的铁本，5年后杜双华在山东钢铁集团重组日照钢铁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潮中，远不止有杜双华，山西煤炭国有化运动逐渐蔓延到内蒙、河南；东星航空被国航收编；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企大集团的身影……
　　
　　  我们的记者赶赴温州和山西临汾，近距离观察山西煤矿重组下的投资商人和政府官员的种种世相，观察这次改革的底层——投资者和底层政府，试图描绘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给微观层面带来的影响。
　　
　　  产权从来都和国家形态连在一起，财产的支配要在国家强制力下完成。长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有组织、合法的强制力，问题是，这个合法的强制力如何才能不失控，它的行为边界究竟在哪里，社会如何才能平衡它？看山西煤矿重组的故事，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温州煤老板的命运
　　
　　  11月5日，温州平阳县水头镇。
　　
　　  “再逼下去，我们要跳楼了，”小叶和小蔡猛抽着烟，在宾馆的窗前走来走去，眉头紧紧拧成一个硬疙瘩。两人是山西临汾一家煤矿的大股东。都很年轻，30岁上下，透着生意人的精明与干练，自十来岁外出打工做生意，如今都已身家不菲。
　　
　　  平阳和苍南是温州人在山西炒煤的重灾区，尤其是这个人口不过30来万的水头镇。当地一个流传的说法是：每10个水头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按50%的保守估计，水头镇至少20万人在山西有煤矿投资。
　　
　　  水头镇的商业主干道上，高档红酒庄、咖啡馆毗邻，摆设着巨幅阿玛尼、LV等世界大牌橱窗的奢侈品商场，飞扬的尘土中随处可见的各种高档轿车和人力三轮车抢道。商业的繁华程度远甚于一个内地大县城。
　　
　　  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人多地少加之频繁的水灾，逼着水头人另谋生路。90年代兴起制革业，使得这里成为亚洲闻名的皮革之都。2002年，地方政府着手治理污染，“关停”了一批家族作坊。积累下的民间资金开始正式流向内地的煤矿投资。
　　
　　  对温州人来说，把钱放在银行一天不生利都会觉得发慌。2003年起煤炭价格持续走高，汇入小煤矿投资的资金流也越来越大，到2005年，教师、机关干部、银行职员等等前赴后继地都加入炒煤大军。
　　
　　  受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委托，律师吴族春今年7月奔赴山西调研浙商在外矿产投资。“最保守有500个亿，商会估计有700到900个亿。其中，仅温州平阳县有300个亿资金量，拥有200多家矿。”
　　
　　  在临汾的煤矿中，小叶个人投入资金2000万，另外附带着亲戚和朋友集资的1000万；小蔡自己投了几百万，他带进来参股的有几百万。
　　
　　  这是温州特色的民间集资方式：兄弟带姐妹、娘舅带外甥，一旦发现有高额回报的投资机会，通过亲缘关系网络，迅速地调动巨额民间资金。正是这种高效运作的模式，让已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人以小博大，不断地转战房产、石油、煤炭，谋取丰厚的利润。
　　
　　  叶、蔡二人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搭股在他们的矿里。“这有点像传销网，譬如我的表叔交给我几百万，他算我的‘下线’，我也不知道他下面有多少人凑份子交给他。我自己都有笔记记着我的‘下线’，等赚到钱分红时，就按出股的比例分给他们，他们自己再分给他们的‘下线’。”
　　
　　  载记者从温州机场到平阳的大陈自2003年起就在山西、贵州煤矿搭股。他嘲笑自己胆子小，只投了20万。“光景最好的时候，大股东们一到时候就会背一包钱从山西回来分钱，每次能分到个5万、10万。大家也不查账本，彼此就有这个信任。”
　　
　　  谁也不愿在这张“信用证”上留下污点，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从这家“民间银行”中彻底出局。
　　
　　  大陈把分得的红利陆陆续续又投了进去。“我现在就想能把当初的20万块给要回来就好，就当损失几年利息。最苦的是那些大老板们，还有就是拿房子去银行做抵押贷款的那些。”
　　
　　  当地一位银行职员向记者透露，在水头，这两年放抵押贷款最多的是工行、农行和建行。至于3家银行办了多少抵押贷款，其中的具体流向，银行方面以“必须上报到温州市分行，经批准才能回复”拒绝了采访。
　　
　　  “我可以打包票地和你说，房产抵押有85%的人都拿去投煤矿了。水头是个小地方，各家拿钱去干什么，心里都很清楚。”小叶掐死了烟蒂，茫然地望着窗外。他的心理压力很大。
　　
　　  一个前公务员的噩梦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回死也死在外头了！”谢有富猛地灌下一口白酒，带着些亢奋的醉意和决绝。此时，离他被正式公告除去公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四十出头的谢有富不幸地成为这波整合的最后“接棒者”。在2008年5月到山西投煤矿之前，他本是平阳县政府里的一名公务员。
　　
　　  “温州这个地方消费很高，像我这样的主任科员，工资太低了，到这个年纪上又上不去了，还不如辞职做生意。”当时，他的几个朋友在山西经营煤矿，发了大财，这让他很心动。他到山西实地走了走，觉得是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决心放手一搏。
　　
　　  从单位里办了长假后，谢有富搜罗了所有的积蓄，把家中房子办了抵押凑了七八十万，再拉上姐姐、朋友、战友的份子钱，凑出1000万，联合另外几个大股东和无数小股东，以1亿8000万从一个煤老板手里买下一座小煤矿。
　　
　　  “我们上网查资料，知道山西煤矿整合是迟早的事，但是时间没有这么快，政府文件上说2010年底整合完毕。那我们起码有两年半时间。我们买下的那个矿资源是比较好的，一年半把本钱拿回来，再经营个一年，利润还是很高的。”
　　
　　  随后发生的，就是一连串他完全预想不到的噩梦。
　　
　　  “5月从上家买下后，8月份开奥运会让我们停工。等到9、10月份，我们开始搞基建，一边办理过户和其他手续，从乡镇市县再到省里，一级级往上申报批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县政府许诺，等到2009年春节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生产了。”
　　
　　  正月初七八，一干人等就从温州赶到山西，“这么多钱投在里头，在家过节也没心思”。正要开工，3月全国召开两会，会后决议山西马上整合。“那时，听说省里领导向中央表态，2009年年底整合完毕，原来1500个矿砍到1000多个。”
　　
　　  他接到县的通知——他的矿由一家指定的国有企业来兼并收购，让他停工等待具体的政策和方案。想做整合者的谢有富，如今只有被吃的结局。
　　
　　  让谢有富心痛的是，自买下煤矿以来，他的矿没有开采过一天、没有赚过一文钱，荒了整整18个月。“花钱雇人看管矿，再加上井下维护，一个月至少要花费100多万，还别算上借贷利息。白花花的钱每天都在流失。完了！全部完蛋了！”
　　
　　  胳膊“拧”大腿
　　
　　  “你们这些人就是冰棍，哪个不配合，阻拦改革，就慢慢把你们融化掉。”
　　
　　  耳朵旁一响起某领导在煤改会上指着他们的鼻子抛出的这句话，谢有富和林祖光就感觉背脊袭来一阵寒意。林祖光刚刚和身在大同的亲戚通了一个电话，情形很不妙，大同的小煤矿已经被强行封掉，“直接武警开进去，房子什么的都拆掉。”
　　
　　  自己运气虽然不好，还不是最坏的。他们所在的地区，一共有15家中小煤矿被通知整合，其中3家是福州人投资，其余12家都是温州老板的。
　　
　　  谢有富和当地政府、国企有过3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我们还挺高兴，因为(政府)开会让我们提意见，他们什么都没说，就说你们回去。”
　　
　　  第二次谈判的景象，在谢有富眼中就像是医院里的专家门诊了。“一天三五家排着队谈，我们报个价，他们说降一点，我说降价也可以，但是付款方式是什么。他们做不了主，也不表态。我说这样你就是给我10个亿，说10年20年还清，没有意义了。”还没等问个清楚，工作组的人就喊“下一个”，把郁闷的谢有富丢在一边了。
　　
　　  根据拟订的框架协议，煤矿兼并的收购价由3块组成：资源价款退还，实物评估，此外，县政府还出了一个浮动补偿政策。“像我们这样2006年以后进入的，资源费能退还50%；再由评估公司评估基建投入。”按这次结果，谢有富的矿能拿回1.4亿，其中4000万为浮动补偿。
　　
　　  按协议，这笔钱分4期支付：协议签好时付40%，进场实物交接时再支付20%，办过户证支付20%，剩下的20%则在两年内付清。
　　
　　  “我们不同意，尾款比例太高，这样就有3000万被卡在这里，我们还要去创业，这关系到千家万户。我们就不肯签。”3天后，县政府再次通知谢有富去签字，“他们告诉我们，不签也得签。”
　　
　　  到第三次谈判的时候，煤老板们人手发到一份新的《指导性意见》。“我一看，浮动补贴的4000多万就没有了，说是‘未尽补偿事宜以补充协议为准’；至于付款方式，‘以县政府统一发文’。我说这叫我怎么签？”
　　
　　  签了字的小叶和小蔡也不比谢有富走运。因为进入得早、已经赚了钱，他们本来退出的成本比较低。工作组告诉他们，之前的协议作废，他们得重新签协议。
　　
　　  谢有富口袋里揣着协议，以“我的主要老板不在，要等他看过”的理由拖着，一天接到县里几个电话催他去签字。局势很快让他骑虎难下了：他的采矿证年底就要过期，“我不签，他们就不给我换证，我一分钱都拿不回去。我想还是签掉算了，等后面的补充协议下来吧。”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集团公司的电话——通知他去办理采矿证的过户手续。
　　
　　  “付款方式都不知道，补偿协议还没有出来，竟然要我把证拿去过户！”一直表示“非常理解政府难处”的谢有富忽然激动了起来。“有人劝我们说，你证不给他是死路一条，给也是死。我们听听也是，把证抛给他们，我就跑回来了。”
　　
　　  一道跑回来的，还有林祖光、蔡、叶在内的几十个温州商人。他们的心态极为矛盾，一边希望借助媒体争取舆论支持，但一到关键之处就躲闪回避，“我们的矿还在山西。如果让那边知道我们出来讲，别说8000万的赔偿了，就是8块钱都拿不到。”
　　
　　  不久前，温州电视台播出一位温州老板对兼并整合有异议的采访。随即，山西某主要领导在会议上对此老板点名批评。吓得该老板立刻回山西，乖乖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我们就想投了1亿，还给我们8000万，回去大家凑一万退八千地分。拿着本钱，我再去找其他行业，二次创业。”谢有富重重地放下酒杯。“现在被卡在那里，走也走不掉。”
　　
　　  盲婚哑嫁
　　
　　  这并不是温州商人在山西遭遇的第一次兼并重组。
　　
　　  2005年，山西省政府对煤矿进行整顿，搞过第一轮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当时，由地方政府牵头，让煤老板们自行谈判。小叶和小蔡在怀仁地区买下的第一个煤矿，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整合收购的。“老实说，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补偿的钱都拿到了。”
　　
　　  而今，这场“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运动与3年前的改革思路截然不同。
　　
　　  “就是关起门来搞的改革，完全和市场规律不相关。我们总结过：指定的兼并公司，指定的兼并地块，指定的评估公司，指定的价格。”林祖光评价。
　　
　　  “民不与官斗。”这是温州人几十年的基本信条。他们只是生意人，都只想争取尽可能多的补偿，尽快退出这个曾经或者梦想为他们带来滚滚财富的金矿。
　　
　　  对于政府给出的“收购”和“国有控股”，温州老板们首先否决的是后一种选择。“让国有大集团占51%，我们就一点说话的权力都没有，等于把矿白白送掉。”而且，“国有企业效益差、人浮于事，他们是拿工资混日子，不像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这也是事实，即使是在2007年煤炭市场价格最高的时候，当私营煤矿赚得个钵满盆满，几大国有企业仍然没有起色。
　　
　　  只有“卖”这一条路了。让煤老板们不满的：一是补偿方案不明，却被强迫签字；二是实物评估只算基建费用，不算煤矿储量，“我们买矿的时候，储量越大，价格越贵。现在1万吨和1000吨一个价格”；最大的顾虑是拿不到全部的收购款。
　　
　　  “欠钱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付款期这么长。要天天去和政府讨债，还要送礼求他们还钱。地方班子3年一换届，中间再发生点政策变故，最后就什么都拿不到了。”
　　
　　  国有矿业集团对这个“娶新娘”也不积极。一方面，自身现金流很紧张，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收购。另一方面，收进来的私营小煤矿都是地下矿脉的边边角角，对垄断优质资源的国有企业来说，价值有限，维护和开采的成本却很高。“企业当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在，这个兼并整合却是个上头的政治任务。”
　　
　　  一个县领导说，逼近年底了，如果完成不了“限定时间完成签约”，就是生产安全不达标，那就是干部责任考核不合格，那就会被“一票否决”。所以，“不管如何，都要让他们赶快签掉协议”。
　　
　　  层层高压之下，兼并重组呈现出一派“喜人”气象。记者拿到临汾市领导9月9日向省里汇报的一份文件，声称该市“应签订交易协定的316座矿井中已有265家签订了交易合同，签约率高达83.86%。
　　
　　  “都是应付上头的表面文章。就是一个框架协议，补偿条款都还没出来，哪个老板会愿意签。”林祖光既不屑又忧心：“这样会误导中央的决策，对我们民营老板越来越不利。”
　　
　　  原罪与“被妖魔化”
　　
　　  子夜。三五位温州煤老板们睁着红血丝的眼，围在一起，商议着下一步如何在舆论上造势。兼并重组倒计时的最后时刻迫近，他们困兽犹斗地做最后抵抗。
　　
　　  他们很清楚，在社会舆论中，他们不占优势。“黑心煤老板”、“温州人”、“炒煤团”，身上贴着的每一个标签都足够触动当下中国最敏感的社会神经。此起彼伏的矿难，被媒体曝光的官商勾结，处处让他们陷于道德的弱势。
　　
　　  一位常到省外跑外联的平阳干部感慨：“开煤矿的同学请我吃饭。酒桌上都是当地党政、公安的一把手。”有两家矿的林祖光也承认：“如果在当地打不通关系，根本办不下这么多证件。都是拿钱砸出来的。”
　　
　　  自然，这笔额外支付的“隐性成本”是没法摊到桌面上说的。
　　
　　  他们很难理直气壮。譬如，为了少交资源使用费，少报、瞒报储量是普遍做法，甚至“一手开白口子(合法)，一手开黑口子(非法采矿)”。在这轮兼并重组中，一批原本实际储量在90万吨以上的煤矿因为登记储量不达标，直接被“关”、“停”，连被收购的资格都没有。不少人吃了“哑巴亏”。
　　
　　  “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这是中国式资本之原罪，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分赃关系。只是，人们在口诛笔伐资本原罪的同时，常常忘了追讨权力的原罪。
　　
　　  “不管如何，不能拿着这个借口就把民营小煤矿给吞了。”律师吴族春替煤老板鸣不平：“首先该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行政腐败？为什么在出让采矿权时不严格把关？为什么安检会出问题？”“这些煤老板的压力很大，钱虽然赚，风险也很大，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资产风险，还有地方政府的卡、拿、要。”
　　
　　  据记者调查，温州煤老板在当地多少做过公益事业：办学修路造桥，设立奖学金。一些是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一些纯粹是在地方政府授意下的摊派行为。
　　
　　  他们对于当地官员的心态极为复杂，既彼此勾连着，又夹杂着怕与恨。过年、过节、交资源费则是例行进贡的日子。“我们只有包红包，五千、一万地送，每次没有个30万根本搞不定。想想啊，他们一天要收几回。”林祖光恨恨地说：“要说多腐败就有多腐败。大矿、好矿都在当官的手里，某县一个主管煤炭的副县长手头就有13个矿。我们根本拿不到最好的。”
　　
　　  尾声：山西样本
　　
　　  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内蒙古政府已经邀请温州煤老板到内蒙古投资。事实上，温州民间资本已经涉足陕西、甘肃、内蒙、贵州、广西等地的煤炭和其他有色金属矿藏。
　　
　　  “大家现在都很害怕。同样的事在山西发生，其他地方也是早晚的事。”林祖光和几位老板讨论着下一步资金转移的去向：“这次山西煤炭整合究竟怎么搞？问题怎么处理？怎么保护民营资本的权益？很重要。以后，其他各地都会参考山西的样本。”
　　
　　  在采访途中，大陈聊起他在贵州替大老板看管一年煤矿的见闻。
　　
　　  “那里的人活得真是简单啊，一户人家一年养一头猪，过年的时候杀掉，到集市卖一半，自己留一半，半年的肉和油都有了，手头也有余钱。”良久，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也是一种活法。我们温州人活得累啊！人各有命，认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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