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曾毅：2013年是放开二胎的最后好时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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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可尽快从2013年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即逐步降低生育二胎的年龄限制，到2015年城乡全部放开“二胎”。
　　1980年的中共中央“公开信”（即《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被认为是源头。“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称“30年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人口形势如“公开信”所言“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多数人口学者呼吁中国应尽快放开二胎，改变实行数十年的生育控制政策，以应对快速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养老保险支付危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是知名人口经济学家。他认为，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转型面临的严峻问题和长期挑战，现行生育政策应尽快调整，而2013年则是“放开二胎所剩无几的好时机”。
　　财新记者：中国实行逾30年的一胎政策后，人口结构出加速老龄化。目前，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呈现出什么特点？
　　曾毅：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而人均期望寿命不断延长；同时，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巨大人群陆续步入老年，中国正面临着白发浪潮的迅猛冲击。
　　中国21世纪上半叶人口老龄化，主要可概括为四个要点：
　　一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增长，老年抚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大幅度增高；二是老人数量庞大，高龄老人数量与比例增长极快，即人口老龄化伴随着老龄人口的高龄化；三是空巢和独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四是城乡与东、中、西部区域差异大，农村老人比例高于城镇，欠发达中部省区的老人比例高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财新记者：老龄化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曾毅：联合国按中死亡率方案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总量将达到3.31亿（占2050年中国总人口的25.6%）。而在2010年，中国老年人口只有1.19亿(占2010年中国总人口的8.87%)。
　　同时，到2050年，中国最需照料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10年的2000万迅猛增加到1亿。到2050 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上升为0.42，是2010 年的3.8倍，这意味着，到时候，中国每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需供养0.42个老年人。
　　快速而急剧的人口老龄化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包括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劳动力成本高涨，国际竞争力下降；同时，GDP中，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障的转移支付比例越来越高，社会养老保险支付危机加剧，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人口老龄化还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中国社会的社会养老功能还很不完善，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将促使个人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日趋强烈，消费意愿则可能日显不足。这也会负面影响中国经济由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由内需拉动的步伐。
　　实行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将使未来老年家庭照料基础大大削弱，平均每位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负担和机会成本大大提高。目前，中国老人平均有五到六个子女，而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2015年后步入老年的巨大人群，平均有不到两个子女。
　　未来，中国家庭的空巢化将加速发展。空巢老人不仅面临贫困，还面临无人照料的风险。2010年，中国每8.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65岁以上老人。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到2030年，3.5个劳动者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是两个人养一个老人，2080年，平均每1.4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我们经过模拟预测对比分析，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和中低死亡率组合的情况下，到2030年，中国平均每位劳动者负担的老年家庭照料现金支出，将达2000年的3到4.1倍，2050年则是6.8-12.6倍，未来每位劳动者平均承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荷将越来越重。
　　财新记者：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大致可分三类：城镇普遍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可再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半政策”；少数民族居民、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等，实行“二孩政策”。根据中国发展报告课题组的数据，全国约有60%人口实际执行了一胎政策。在您看来，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调整，将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曾毅：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调整，将使中国重蹈日本和西欧债务危机国的覆辙，出现生育率过低、人口老化和劳力资源萎缩，最终造成长期经济衰退，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的分析研究表明，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主要弊端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将大大加速人口老化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2050和208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8.6%和37.2%，最需照料的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4%和15.8%。如此之高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人比例是社会无法承受的。
　　（2）劳力资源加速萎缩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0年的9.4亿萎缩到2050年的7.34亿，2030年以后平均每10年减少0.9亿劳动力。这意味着，18年后，中国劳动力每年净减少900万人。
　　劳动力老化也将十分严重。55-64岁“老劳动者”占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10年的16.4%迅速攀升到2030、2050年的25.2%与29.7%。
　　（3）助长出生性别比大幅偏高的趋势
　　现行农村只允许一孩为女孩夫妇生二孩（即一孩半政策），客观上产生“一男孩价值二女孩”的心理暗示，这助长了重男轻女、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等现象，导致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其后果将引发犯罪率攀升和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4）制造越来越多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
　　中年母亲丧失再生育能力以后，如其独生子女因疾病或天灾人祸先于父母死亡，则造成无后夫妇或丧偶者组成的“失独家庭或失独孤寡老人”。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独生子女家庭占家庭总数比例将越来越高，其应对疾病死亡和天灾人祸突发事件的脆弱性，必将产生越来越多的“失独家庭或失独孤寡老人”，他们 “失独”以后难以弥补的忧伤怨恨情绪，将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5）滋生基层统计和超生造假、激励基层一些部门靠超生罚款敛财
　　只允许一部分人生二孩的生育指标审批和超生罚款政策，导致不少民众超生造假、走后门和行贿，也是滋生基层计生部门编假数、造假账，靠超生罚款敛财等腐败问题。这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6）如果生育政策长期不变，目前，中国针对独生子女与双女计生户年满60周岁“养老奖励扶助金”将不断快速增加。据测算，即使假定人均扶助标准维持2006年水平不变，到2030年，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将仅仅因为独生子女与双女计生户老人数大增，从2003年的9.3亿，迅速增加每年539亿，到2050年每年需耗资1433亿。而在2003-2050年期间，中国需合计支出25170亿元，等于二孩方案的6.3倍，多支出21160亿元，而换取的是上述许多严重弊端。
　　财新记者：对现行生育政策调整，您有何建议？
　　曾毅：我们建议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具体内容如下：
　　（1）信息公开，取得民众理解和支持。在多年积累许多已生一孩、希望生二孩育龄夫妇的农村和不很发达城镇地区，不提倡适当晚育的全面无条件放开二孩，可能因生育堆积造成孩子入学难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建议人口计生部门以基层社区为单位，通过调查摸底搞清楚：（a）已生一孩、希望生二孩以及近期可能生一孩的育龄妇女人数；（b）当地所有小学合计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
　　然后，将（a）与(b)向民众公布，如果（a）显著大于（b），则告示民众。为了避免生育堆积而负面影响你们孩子入托、上学，就医和长大后就业，请较年轻妇女适当晚一些生二孩，让年龄较大妇女优先生二孩；言之以理，晓之以情，取得民众理解和支持。
　　建议根据（a）和（b）的差异，因地制宜，确定一个各地不同的当前优先生二孩年龄（例如，32-35或30-35岁）。然后，每隔一年优先生二孩年龄下降1-2岁，2015年前后实现城乡年满28岁妇女都普遍允许生二孩的平稳过渡软着陆。
　　软着陆以后，随着社区等候生二孩妇女人数下降，生二孩的提倡低限年龄也逐步相应下降，时机成熟时予以取消，而由民众自行选择生育年龄。
　　(2) 大力宣传早已经国内外无数科学研究证实的“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母婴健康与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客观规律。
　　（3）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生育成本很高、晚育少育已成社会习俗的很发达城市地区，如果通过调查摸底得出的该社区近期每年预期生育一、二胎孩子总数并不显著大于该社区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则不必区分生二孩的优先和非优先年龄，即可以一步到位放开二孩。
　　（4）给群众一颗定心丸。政府郑重地向群众承偌， 无论在农村和不很发达城镇地区，还是在很发达城市，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的新政策决不会再变，给群众一颗定心丸，彻底消除民众害怕因适当推迟而丢失生二孩机会的耽心，以利于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对女方36岁及以上、为避免难产和出生缺陷等问题不宜再生育的独生子女夫妇作为奉献一代，国家继续奖励补助。
　　尤其要强调的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直接目标人群，即27-30岁二孩生育旺盛年龄妇女人数，在2012-2013年仍然处于低谷，2014年开始攀升。因此，2013年已是中国实行普遍允许二孩政策所剩无几的好时机。2013年前后出生的婴儿，正好可大大减轻2030年左右开始的劳动力资源快速萎缩与老年比例迅增造成的“人口负债”压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如果等到三年、五年、十年后再调整生育政策，势必将加剧2030年后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到那时，新增的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需要抚养，而非劳动力。这些少儿群体与那时“人口负债”期老年人口剧增迭加，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记者点评：实施逾30年的生育控制政策，其沉重代价正逐渐显现。生育政策尽快调整，经过学界和公众多年的讨论和争辩，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无论从中国可持续发展计，还是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上，放开生育限制已刻不容缓。
　　人口学家估计，中国目前总和生育率（每对夫妇一生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是1.4—1.6。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生育率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也低于或类似欧洲的很低水平（1.6），生育率之低居世界前列，已比美国低20%左右。这是基于实证数据对现实状况有科学根据的估计。
　　同时，生育自由还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民和家庭不仅有权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而且也应有权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中国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中国政府也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改变现行生育政策的法理依据。
　　曾毅简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经济学、老龄健康与经济发展、家庭人口预测分析方法及其在市场经济与社会规划中的应用、人口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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